佛源老和尚自述传略
余名佛源，法号妙心。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桃江县花果山莫家。父讳芳有，母贾孺人。有三兄三姊及四个弟弟。民国三十年九月从舅父上智下晖法师落发于益阳会龙山棲霞寺，出家时取名真空，法号心净。次年就读于南岳祝圣寺佛学讲习所。灵涛法师以“为人难，为僧亦不易”为题考试，因优，遂推荐入衡阳佛学院讲习所，所长乃空也法师兼职。当时湖南抗战惨烈，日军飞机空袭频繁，时有空战，故于七月仍回祝圣寺插班，明真、了达、心专、灵根诸翁为法师，空也老人为所长。灵涛师父执掌教务，并兼讲课。四十名青年学僧生气勃勃，如法海之龙，一派兴旺。谁知日寇侵凌，政府强制青年僧人亦须服兵役。在十月的一个深夜，几十名同学为逃避兵役而各自西东。朗耀同学投奔广东南华寺亲近虚(云)公，我则由宁乡返回，隐于桃江浮邱山。民国三十五年二月，余受戒于南岳福严寺七祖怀让禅师道场，上镇下清为戒和尚。受戒后即在南台寺读佛学研究班。秋际，益阳佛教会派我赴焦山参加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，芝峰法师为班副主任，每天为学员讲课。当时《佛教中流砥柱》月刊办在焦山定慧寺，并有焦山佛学院，雪烦和尚为院长。我于训练班毕业后，留在焦山佛学院深造。奈时局又趋紧张，到处闹学潮，工人罢工，上海、南京的火车也有时不通，其他站的铁轨亦被破坏。三十六年春，乃往宁波观宗寺佛学院(云峰法师为院长)，听根慧和尚(方丈)讲《楞严经》，张圣慧女居士复讲，学僧不服，罢课大闹，动用刀棍，开水、石灰、绳索，我的右肩也被捅一刀，幸有棉衣，伤势不重。
是年，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（1947年3月17日），灵骨奉送到奉化雪窦寺建塔，我们到宁波码头迎接，我与一位同学举着旗额在前走，一直到延庆寺，我当时十分难过，但又觉得举旗迎接太虚大师灵骨，非常幸福，希望能生生世世追随太虚大师。
太虚大师
五月端阳后，乃朝普陀山，遇一罗汉，能以大悲水医治一切疾病，他为我买好回宁波的船票。当时我与江西及湖南两位同学一起去普陀山的。在后寺住了几天，便去潮音洞礼拜观音菩萨，三人所见，各不相同。一人见紫竹林，一人见韦陀菩萨，我见到的则是一尊白衣观音趺坐于洞，头戴黑色纱带，其态正如现今云门寺大殿中的玉佛一般。
离开普陀后，又赴天童、阿育王寺参学，并到老阿育王参观利宾菩萨拜舍利的地方。在阿育王寺看舍利，由一老师父请出一小塔，捧在手里，由各人去瞻仰。我看到的如绿豆大、灰白色，有好几粒。天童禅堂里也有舍利，说是由印度请回的。天童禅堂很大，师父们认为我是观宗寺的学僧，对我很客气。当时过万松关一路步行，心中无限轻安，深庆自己能做一个出家人，能到这些胜地参学，喜悦之心，十分宽慰。
七月由宁波到杭州，在灵隐寺挂单，并有幸见到满觉法师，他比我年长十来岁，有老参禅师的风格。不久，巨赞法师要我到灵峰佛学院读书，院长会觉法师也是湖南人。入学不到半年，弘畅老和尚病重，数次来电，催我回益阳白鹿寺。深感弘老对我的培育之恩，乃毅然辍学返湘，朝夕侍其汤药。弘老临终前付我法券，嘱继任住持。我自忖年轻德浅，不敢勉为，唯尽力协助白鹿寺佛学讲习所，兼讲《弥陀经》。当时已接近解放，南岳、长沙各寺均组织自力更生办织布厂、麻袋厂等，白鹿寺也组织办起了织布厂。当时德真师等均在织布厂搞生产。
不久解放，各寺不断受到土改的影响，我师父智晖法师死后，我将其遗体安放在白鹿寺化身窑时，有人要抓我，我急忙逃走。我连夜跑到沅江的白沙杨梅山，与妙成师住在茅蓬里，以芋叶、麻叶、蒿根充饥，不敢回益阳。后在智超、常应诸师安排下，与觉民师在五一年正月初三，由益阳马良堡趁天未亮，向广东遯去。
离开益阳，一路南奔，先到韶关南华寺。当时南华寺已驻有军队，本焕和尚等住在六祖殿后面，便由后门进去。本焕和尚见我与觉民是湖南人，想留下我们搞生产。我们得知(虚云)老和尚在云门，于是只住了一夜，便由马坝沿河滩向龙归方向走，走了一天方到云门，在云门寺见到虚云老和尚，心里十分庆慰。当时朗耀向老和尚介绍了我的情况，老和尚听说我读过佛学院，便安排我到客堂。那时因各地僧人四处逃难，都在找安身之处，所以到云门亲近老和尚的天天都有。
虚云老和尚
那时有不少来求戒者，要求老和尚传戒，老人悯之，乃于六月十九抱病与之授戒，我为引礼，并在老人前增受戒品。老人并赐我法名佛源。八月初三，老和尚在六祖真身之前将云门法券付与我与朗耀、法云、净慧等五人，均为云门宗第十三代，老人又赐我法号为妙心。
五一年春，乳源县实行土改，有人鼓动农民向云门寺清算。一天，数十农民入寺，将全寺衣被等物拿到方丈，逼老和尚承认是云门寺欠了他们的钱，要云门寺清还。但此衣被等物折价后仍不够，农民又逼老和尚写欠条，并要限期还清。时值解放初期，地处粤北山区的乳源县又在清匪反霸，所以每天都有公安局的人入寺清查户口。一天查出一个逃亡保长，事情引起波动。有的年轻僧人胆小乱供，胡说寺内藏有电台、手枪等物。公安局信以为真，便到寺内严查。我与明空、智悟当家师等被拘于县城，关在州街碉堡内，直到北京来人，五月时被无罪放归云门。
五二年初，老人预知此乃大祸临头，若北京不来人解决，全寺僧人将难以幸免。乃招大家于方丈内开会，望能有人去北京求助，但众僧摄于威胁，无人敢去，老人焦急万分。当时事态万分危急，老和尚被囚在方丈，有数人昼夜看守，百余僧人分囚于禅堂、法堂不许外出。有关人员遍搜寺内，上至瓦盖，下及地砖，佛祖尊像，法器经藏，无不一一细查，甚至挖地三尺。严查两日，均一无所获，遂将监院明空、智悟和我等拘去。又将册籍部录及往来书扎及老人百年来所著法语、经疏等一并搜去。此皆为工作组误信寺内藏有电台、枪械及黄金白银等物所致。数日之内，连拘去僧人二十六人，严刑逼供，至使妙云法师被打死，体智等手臂断折，法云等亦因之致残。众僧恐惧至极，又有数人逃走失踪。虽严加囚刑十日，工作组一无所获，更迁怒于老和尚。
老和尚三月初一便遭囚禁，并连遭审讯，勒令交出金银枪械。老和尚或言无有，或默默不应。初三，工作组按捺不住，用木棒、铁棒将老和尚打得头破血流，肋骨断折。老和尚跏趺入定，坚忍不对。工作组愤怒，更用力殴打，乃于昏死，后二日方醒。初五工作组又至，见老和尚端坐养息，又暴殴之，以为必死。老和尚被侍者抱坐禅榻，趺坐如故。初十老和尚不支，方作吉祥卧下，经一日一夜，全无动静，众以为涅槃矣。次日晨，老和尚方苏醒。
我先于二月十九燃指供佛，数日后禀明老人，毅赴北京。先到武汉见陈铭枢，陈说，这是农民运动，谁也不敢阻拦，要我立即上北京见老人弟子李济深。
李济深乃民革主席，与刘少奇、宋庆龄、张澜同为建国时中央政府副主席。到北京后，李济深对我很客气，我将云门和老和尚的事一一向他汇报，他立即去找周总理。周总理得知情况后，也立即与身在广东任上的叶剑英通了电话，要叶剑英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老和尚的安危，并派人护送到北京。李济深回到家里，要我火速回云门，请老和尚立即离开云门寺，因为云门寺在农村，下面政策水平差，不离开恐怕出事。次日我乘火车南下，到了韶关不敢回云门，怕人知我到了北京报信，回去必受报复。故托天性、提辉二师赴云门，将李副主席的话一一转告。
老和尚便于四月初四离开云门，在大鉴寺过五一节(四月初八)。当时韶关负责的官员要他带头在大街上参加庆祝游行，可怜老和尚当时一身病苦，游行回来，汗水湿透全身。
当时中央已派专员南下，准备接老和尚进京，次年正月至三月，北京更四次来电相催。四月初八，我与觉民、宽度、法云侍奉，乘车北上。到武汉时，老和尚病重不支，便在三佛寺常住上治病。在武昌下车时，车站派出所仍详加盘查，看行李中有无异物。但老和尚除一套旧灰布的换洗衣物外，还有什麽呢？三佛寺的大鑫和尚接老人住下后，常住僧人及居士们都来顶礼。说也奇怪，早课时大殿梁上一条大蛇出现，大殿佛座后又有一大龟同时出现，而下午老和尚到来。僧俗都说是龟蛇相会，是吉祥之象。
老人住下后，陈铭枢先生和中南局的几位政要也来看望，问云门的情况。并劝老和尚安心养病，说云门之事慢慢会弄好的。老和尚怎麽也放心不下，虽然有病，仍一一口述，要我记好整理，交给陈铭枢先生，请他以老乡的关系向叶剑英讲讲情(陈与叶都是梅县人)，把云门寺被关的僧人全部放回。谁知陈铭枢看了这份材料，认为全是冤枉，乃交与上面，要中央加以解决。老人得知陈铭枢未将材料交与叶剑英而上告于中央，认为会把事情搞糟。但陈铭枢认为这麽大的冤案，不能不让中央知道，否则不能解决问题。不出老人所料，中央的确电令处理好云门事变，并将材料转回广东。于是工作组撤了，公安局长也调走了，僧人们也放了。但韶关方面也就知道是我上北京告的状，写的材料，因而埋下了我日后坐牢的种子。五八年反右时，便成了我坐牢的罪证，说我胆敢控告公安局。老和尚预知这事的因果，虽没法补救而听天由命，但心里却暗自焦急，以至病情日渐加重。大鑫和尚请了武汉的四大名医前来会诊，医生见老人舌苔上厚厚一层黄黑，脉象微弱，几付药下来不见起色，都束手无术。大鑫和尚也只好为老人打佛七，准备后事。
那时武昌有一位医师，父子皆精于中西医学，曾在高旻寺皈依来果和尚，认为来果和尚传法有什麽密印。他得知老人到了三佛寺，就前来请老人开示，并要求老人传授心印。见面时方知老人有病，他诊断为肺炎，需要用进口链霉素。当时药行很难买到，时正夏天，武汉又是火炉，酷热难耐。为买此药，汉口城大街小巷我都跑遍了，终于在一家药店买到了两瓶进口的，满心欢喜，请那位居士每日为老人注射，他教我学会打针。真是菩萨加被，两瓶药打完后，老人便渐渐好转。说也奇怪，一天早上，老人起来小解，穿鞋时鞋里竟有一只乌龟在里面睡觉。俗话说龟鹤延年，老人果然应验，却病延年了。
那时蛇山有不少看相算命的，写字画画的，有一位山东人，姓赵，三十余岁，两手可同时写对联，书法很不错。他写了幅乾隆皇帝的四季赋供养老人(后来我裱好后，挂在云门方丈里，可惜五八年我进牢时被人拿走了)。一日，老人要去蛇山散步，走到黄鹤楼，大兴感慨，随口念诗一首，有“无心欲跨楼头鹤，有愿同登选佛场”之句。但他心中总念念不忘云门被关的僧人，又急着到北京去看李济深等，乃于七月二十九日坚辞大鑫和尚北上。当时武汉四众弟子都渴望老人在三佛寺过生日，但老人从不喜欢过生日，更不愿因此劳累大众，终于生日前一日乘车离开武昌。
在北上的火车上，我每日按时给老人打针，尽力照看好老人。抵京时，李济深先生与夫人及叶恭绰、周叔迦等数十人在车站迎接。随即驱车前往广化寺，后因主持亚太和平法会，改住广济寺西厢客寮。北京生活习惯是早上吃大米或小米粥送馒头。但厨房有时将晚上剩下的米饭在早上用开水煲一煲权作稀粥。老人照食无言，但我心头有火。有天早上又是如此，我发火倒在地上，说：“这哪里是稀饭，老和尚一百多岁了怎麽吃？太不像话！”这麽一闹，后来厨房再也不敢拿水泡饭给老人吃了，但我也因此惹了祸，他们说我不该闹。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，他们把我排开，只让觉民随侍老人。我也不在乎，反正不平的事我就要讲。
老人是八月初一到达北京的，主持和平法会后，身体仍然有病。北京的医生以肖龙友最著名，每天只看十个病人，都是有地位的干部去看病，并且要预约。老人也去他寓所一次，肖龙友执弟子礼侍奉老人，并为老人诊脉。从此龙友常去广济寺给老人看病，并请益佛法，也曾有诗书赠老人。老人除看病外，总是想到在京的故友，如原云南省长龙云、李根源等都在北京，老人都一一去看望他们。那时龙云府第摆布得很气势，大厅内铺有虎皮作地毯，太师椅上也有虎皮。但李根源的府第就没有这些铺张，家里人很多，过着简朴的生活。
那时北京广济寺、法源寺的方丈都是湖南人，显宗和尚是广济寺方丈。日本投降后，说他与日本人有关系，把他关了几年，解放后才得以释放，住在另一个寺院内，不见客。我侍老人去看他，他不过五十来岁，有一女居士侍奉他。天文是法源寺的方丈，那时已还俗，他来看老人，感觉很痛苦。据说他是天性的师兄，天性是云门寺的当家，后派他到大鉴寺负责管理织布厂，五八年也还俗了，后住韶关西河制药厂隔壁，过退休生活。
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中，老人说了一句冤亲平等的话，有人反对，说不能搞冤亲平等，要搞阶级斗争，争得很激烈。但老人只争取政府立法保护信仰自由，保护名山道场，保护僧尼不要被强迫还俗。后来，这些要求在佛教协会成立时都写成了文件，对解放后的宗教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老人在广济寺主持和平法会时，北京居士林请老和尚传授三皈五戒，拍了一张照片留念。我写了：“今朝九月十九日，佛历二九七九年，燕都显现阿师相，寿世庄严良福田。海印光辉腾海宇，斯民依止颂斯天。谛观喜舍慈悲面，不是凡夫不是仙。”法会后，上海诸山长老及赵朴初等，恭请到玉佛寺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法会，并到杭州净慈寺，苏州西园寺主持和平法会。老人曾在玉佛寺主持禅七，每晚的开示我都细心记录下来，后来编印成《禅七开示》一书流通。这些在老人的《年谱》中都有详细的记载。
老人离开云门后，常住的两百多僧人心中都十分难过，不知谁来维持，故有不少人渐渐各自离去，但久随老人的老参上座们仍是不愿离开云门，但谁也不肯出来负责领众。印开、宽度二人便到上海请求老人回云门。但苇航、来果、妙真及赵朴初等均不同意老人回云门，怕又出祸端。老人亦要印开等回去，另选一人来领众。印开那时是代理当家，他也不肯负责。老人即指示印开告知云门众僧，既然大家都怕，都不敢负责，那就学过去归元寺那样，在韦驮菩萨前拈阄，拈到谁就是谁。印开无可奈何，回去后将老人指示转告云门众僧，大家一致同意。于是将全寺僧人名字一一写好，捋成纸团，放在筒里，在韦驮菩萨前上了供，敲木鱼念韦驮圣号，每人各拈三次。有的名字曾拈出两次，一直拈到下午，没有一个名字拈到三次，大家都很着急。上晚殿时又拈，便将“佛源”拈出三次，大家很高兴，放鞭炮祝贺。印开等便函告老人，催我回云门负责。那时我心里十分紧张，不肯回云门。
待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开大会会毕，老人天天催我回云门。我则天天到时居士家躲避。老人很烦，说我不回云门，是没有良心，云门是祖师道场，有这麽多人盼你回去，你是韦驮菩萨要你去的，云门寺不搞好不行。当时李济深也劝我，要我先回云门，待云门平静了，老人身体好了，政府就要送老人回云门。我见如此，若不回，老人必不会安心，只好答应。乃于五月中旬与老人一起离开北京，到武汉政府招待所住下，即与宽度师(当时在三佛寺)带了两箱蜜蜂回云门。我离开后，老人便到洪山宝通寺。当时我心里十分痛苦，如失去父母一样，与老人含泪而别。
回到韶关西河，恰巧碰到公安局的人，我心里很恐慌，也是菩萨加被，他们见我回来了，倒很客气，主动与我招呼，我才放下心来。心想，这次回云门是韦驮菩萨点我，是来还宿债的，怕也怕不了，就这样回到了云门。
寺里老少僧众见我回来，很是欢喜，有的从田里拿着锄头，都来给我“接驾”。那时都是各人生产，各自煮饭吃，过着单干、住茅蓬一样的生活，真是好可怜啊！
广州太平莲舍宽定法师，是老和尚的得力弟子，知道我回到云门，便派其弟子宏愿师带着广州十位护法居士(多是老和尚的皈依弟子)，在六月初一来到云门，推我升座做方丈。六月初三是韦驮菩萨圣诞，云门当时只剩三四十人了，由宽度师为首，给我挂珠，送上方丈座。从此，全寺僧人又开始集中上殿过堂，集体生产。
广州十位护法中罗伟雪(即罗明慧)、老志英、植宽晓、余宽志等皈依。他们每人回广州发动十人，共一百人，每人每月三元，共计三百元送来云门，补助生活费用。有了护法，同住的道友都很安心，每天吃了饭都去搞生产。
寺前放生池下有十多亩水田，农场一片旱地有二三十亩，水田有十亩左右，云门亭有五六亩水田，共计田四十多亩，每人平均有一亩多。每年种有花生五六亩，一亩能收乾花生三百斤。一百斤花生能榨三十斤油，到一六街冰江渡去榨。这样，每年自种的花生油基本可以自给，粮食也自耕自食有余。还种有芝麻、眉豆、木薯等杂粮。农闲时到桂花潭山上砍些杂柴，挑到乳源街上去卖，可以换回盐、茶、豆腐等物。寺里还养有水牛五六头，出牛粪时，每人每天挑到云门亭，最少也得来回七八遍。那时我每担都是一百斤以上，一天十个来回。
五五年的一天，午饭后送式桂师回浙江，我帮他挑行李，送到云门亭，他不让我送了。我回到现在的山庄，忽然肚痛翻滚难受，大量呕吐。此是胃痛，渐渐背胸也痛，行路辛苦。罗居士、老居士见我痛得不轻，乃带我到南海西樵山疗养，因罗居士有一表哥在西樵山白云寺做和尚。
在白云寺，方知那位表哥并不吃素，我们的修行感染了他，一天他要求为他烧戒疤。明代时有一吏部尚书为他母亲寻风水寻到宝峰寺，认为此地风水好，若改为坟山，可以出天子。他把和尚赶走了，把佛像丢入放生池，在大殿后葬了他的母亲。罗居士他们要找我去看，寺院的房子还有，只是没有僧人。我没有进去看，认为这不是寺庙，而是魔宫，不值一看。白云寺东边是白云观，住着老道，周围也有古迹，供有吕洞宾等。一天行走到饭盖岗，最上面是神仙床，山上有燕子岩，丹桂园、无叶井等。山虽不高，而水流成溪，有瀑布，一个整天都没有游完。
罗居士为我的病想了不少办法，又带我到肇庆鼎湖山、七星岩等闲居。他平时喜欢到寺里烧香拜佛，与僧人有缘。鼎湖山的和尚都认得罗居士，他们得知我是云门寺的方丈，又是罗居士的师父，撞钟打鼓迎接我。山上气势澎湃，左右群山环抱，有瀑布。寺前有一片桂林，寺内原有大悲坛，解放前长年拜大悲忏，立有千手观音，新加坡及东南亚的信众常到山里做佛事。我来时山上也客满，香火旺盛，生活富裕。山上还有老鼎，憨山大师曾在鼎湖住过。老鼎湖有龙潭，深不见底，说是通南海云云。
我在云门寺时，请得众做当家，杨智作维那，遍印为首座。除生产外，每年做清明法会、观音法会、盂兰法会，广州的居士都来。冬天四个禅七，大家精进办道，尽力搞好生产，没有妄想，十分安定。那时寺庙彼此不能来往，也不挂单，户口不能迁动，没有户口就没有油盐粮食布票等等，真是以寺为家，安居乐业。但我的心总是想着老和尚。
五五年春，我与太平莲舍宏愿师送几十件棉衣上云居山，先是乘火车到南昌，再到永修县，雇民工挑运。经张公渡，过河上山。那时春雨多，行到山里，水涨溪深。宏愿是女众，胆小，我只能拖着她走，有的地方还要背着她走。见了老和尚，老人便要我休息，我与宏愿的心也才安定了。住了几天，才与宏愿辞别老人依依下山。在南昌住在一位居士家，那位居士有两房妻室，但无儿无女，三人都吃素，有一庄严佛堂，共修净业。三人同上殿，都会唱念，键、椎敲得很好，办了一个茶庄卖茶叶。我们次日便乘火车回广州。宏愿师徒尽心尽孝地护持老和尚，所以她们对云门特别关心，对我也特别爱护，真是法亲眷属，不可思议。
记得老人到云居之前，住在庐山大林寺，我在云门升座之后，在秋天曾到庐山看望老人。那时大林寺的番茄、辣椒、萝卜长得很好，不缺吃的，我便住了十多天。老人要我去东林寺拜远公塔，我与觉民一路跑下山，在东林寺住了一晚，又一路上山，心里非常兴奋。那时庐山黄龙寺寺前的两棵松树，要三个人方可抱围，寺宇庄严，龙池里还有龙鱼。鄱阳岭上可以看见鄱阳湖。庐山周围有十几座大寺院，都是马祖手下的大善知识开的丛林，可惜我无缘去朝拜。离开老人时，是由九江乘船到武汉的，在武汉少不了在三佛寺住几天，拜拜大鑫和尚，会会延年法师、江青云居士等。那时智超师已在三佛寺住，参加糊纸盒，相见之情，好像都在逃难一样。
五六年我又上云居去看老人，那时山上在大兴土木、造殿堂、塑佛像。西边有一片菜园，再进去有烧砖瓦的，住的人已不少，心里感到没有参与建寺，真是没有福气。一日老人要我去宝峰看看马祖的道场，我与觉民二人从早动身，下午四五点才到。那里的农民见到外地人都很警惕，我们快到宝峰了，几个农民在田里耕田，见到我们就问从哪里来的，来干什麽？当时觉民回答他们时不大和气，他们便把觉民带到村里吊打。幸好觉民身上有李济深给老和尚的信被他们搜出，才知道不是坏人，否则下场难料。
后来觉民很反感，说出家人受人欺负，出家没有益处，种下了还俗的念头，后来果然还俗了，可惜！觉民与我同在湖南，同路到广东亲近老和尚的，又与我一起奉侍老人到北京、上海，直到武汉分手。分手后他仍留在老人身边侍奉，并且在云居山做当家，结果还是稳不住。后来听人说，是九江一个叫“好师父”的老比丘尼看中了觉民，把她的徒弟介绍给他而还俗，真是业力不可思议。
我和觉民在宝峰住了一夜，那里只有一个和尚看守，还是老和尚派去的。马祖的茔墓已被挖坏，里面很深，是空的，是青砖砌的。次日向靖安城绕道回云居，在一条溪河遇到一人提着一箩水鱼，我们向他买了，打了皈依就放到河里。我对那些鱼说：“现在放生你们，将来好好护持宝峰”。我想现在这些鱼一定已变成人或者出家到宝峰了。
五七年四月，我带着我父母上云居拜老人，老人很慈悲，留我与父母在他住的茅蓬吃饭，并与我父母说五戒，赐我父亲名宽有，母亲名宽德。住了几天，便在九江乘船到武汉，与智超师等去五_台朝礼文殊菩萨。那时我父亲七十三岁，有胃病。在太原坐汽车到东冶，住在一个小庵内，庵里的老尼师是五台山清涼寺了常法师的母亲，五二年我去朝五台也在那里挂单。老师父很慈悲，生活艰苦，饮水都困难，每人早上只有一饭碗水，不准倒掉。从东冶到五台要走路，我父母不能走，因有两百多里，只能雇两匹骡马抬轿，轿上可以坐两个人并放行李。就这样一直抬到广济寺，那时是净如和尚住持，五二年我就在广济寺住了好几天。净如和尚见到我很高兴，要我在禅堂里讲开示。
五二年上五台，是老和尚要我与灵意师送七衣去的。这次从北京到五台，时间是八月中旬，山上已经下雪。净如和尚见我带父母来朝山，更是热情招待，亲自雇骡轿，一路由东台到北台，在中台过夜。那里天气很好，但夜里风大，见到智慧灯在北面飘，我与智超师在中台外看了很久，这是我从来未见过的菩萨境界。晚上大家都睡在一个坑上，男的睡东边，女的睡西边。
次日又朝西台、狮子窝，在清凉桥吃午饭。下午朝金阁寺，在清凉石过夜，了常法师十分客气的招待我们。清涼石的鸽子特别多，满天飞。那时山上还有很多鹿，都抬起头来望着我们，好像有不舍的样子。听说现在全都打光了，真是人心险恶，红尘可悲啊！次日我们又去朝南台，并朝万佛洞(佛母洞)。我带头先进去，洞口扁扁的，别人不敢进。洞里安有油灯，可以看见洞里的情境，石头的形状如人的五脏六腑，故说是佛母洞。若得进入一次佛母洞，可以不失人身，将来投佛母胎成佛。所以，凡朝五台的，都要去朝佛母洞。那里是喇嘛看管。
返回广济寺后，我们又住了几天，先由知客师带我们到附近几处圣地去礼拜，文殊菩萨的圣迹很多。塔院寺有一间殿是密宗殿，有的用布遮着，不是随便让人看的，如双身佛是不给人看的。但我因有知客师带领，到处都可参观，感到不可思议。
五台朝毕，天天出太阳，但北台还是有冰，山沟有万年雪，白皑皑的。在清凉石过夜，仍是用骡轿抬到东台，住在客栈里。动身时我父母说有一件衣服留在山上没有拿，我批评父亲记性太差，出来这麽远还讲什麽，我父亲一言不发。后来我很后悔，不应该批评父亲，年老之人岂能与年轻人比，子女对父母应以宽慰语言，以孝顺之心敬爱之，我没有安慰反而批评，乃不孝也，深自悔自责。一路乘车到北京，带我父母游了故宫、长城、雍和宫，父母很喜欢，病也不见了。离开北京，送我父母回到益阳，我就回广东了。不料此一别竟成永别，而父亲就在这一年去世了。
五八年云门寺传戒，我被划成右派，不能再回云门寺，放在南华寺劳动改造。当时云门寺是一心的徒弟雪珍作造反派，把德修师也集中到南华寺改造。云门寺方丈楼老人在时，留有一对小花盅，是在重庆做法会时蒋介石送的，想留下作纪念。还有两只玉器盘碟，据说是南汉时传家宝，我离开时都被人拿走了。雪珍多次逼我，说我房内有黄金，但那时只有命一条，由他们批斗。雪珍是长沙人，一心是云南人，一心在国民党当过兵，后来在湖南出家，故雪珍拜他为师，两人来云门寺住。政府不会用一心这样的，但雪珍因是穷人出身，斗人非常积极，据说云门寺挖出的金银他也得了些，不知究竟怎样，反正他当权了，可以为所欲为。那时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尼姑，据说是别人的小老婆，比雪珍大十岁左右，雪珍与她结婚后，同到茂名当工人去了。在文革中他又当造反派，连解放军都敢斗，所以云门寺被他糟蹋得一败涂地。经过文化革命，云门寺只留下徧印、光尧、宽宏三人，田地山林全部被侵占，经书佛像更全遭毁坏，真是一场浩劫。
我与本焕和尚五八年在武汉学习，他在五台山时做过当家，招待过日本人。那时共产党在五台山打游击，遭受过日本鬼子的残杀，故本焕被认为是反革命。回到韶关，在大鉴寺开会，当即被逮捕。后来在黎市监狱判刑十五年。我被放在南华寺由志真、得众管制改造，每天搞重体力劳动。
五八年全国开始过粮食关，一片饥荒，每人一月十八斤粮，半斤油。南华寺积有粮食，就是不准多吃，大家肚子都很饿。我们一天到晚搞劳动，犁田、耕田、挑粪，有时还要开夜工，肚子饿得更厉害。寺内有位宽妙老尼师，在大殿作香灯，总是把她自己的粮食省些给我吃。
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。北京佛学院搞得更激烈，有的学僧写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报，一时乌云黑雨，铺天盖地，比十级台风还凶。老和尚的名声由高僧变成了狗屎堆，而我们这些人是狗屎堆里蛆一样，哪有放过的。所以，除强迫劳动外，经常要挨斗，要写坦白书、交心书、悔过书、检举书等，但我是最顽固派的。
到了三月底，早茬禾秧快栽完了，一天我正使牛耙田，有人叫我回去，说法院的同志找我。法院的人见到我，就拿出一张逮捕证，要我盖指印，说我有罪，要逮捕去坐牢。那时哪里由得我，他们抓住我的手在逮捕证上盖了指印，手一扣就把我带走了。当时我一身泥水，到南华寺藏经楼拿了一套换洗衣服就到了马坝派出所。当天睡在地上，次日开始拉肚子，就送到韶关韩家山看守所，住在一间监房内。监房上下通铺，一人挨一人睡，睡了十多人。房内有一小便桶，每日放风一次，大家上厕所大便，不许讲话。收完风回到房里糊火柴盒，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米，用四方形的瓦盅蒸饭吃，每日两顿，据说每顿是二两米，根本吃不饱，人一走动就头昏眼花。
那时正是过粮食关，我们这些监牢鬼子哪有吃饱的，但又有什麽好说的呢？除了糊火柴盒外，还要写坦白书，有的犯人还经常被提出去问话。但我这个犯人到底犯了什麽法呢？说我跟老和尚到北京告了公安局，到五台山是了解情况，做和尚是搞封建迷信，是过剥削生活，是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阶级，是寺院内的上层剥削分子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。所以要改造，只有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接受改造，否则死路一条。
就这样，不久我又从韩家山转到芙蓉山搞劳动，每天挑沙担砖运石，修劳教场。有时到五里亭扛竹子，有一段时间两脚脚后跟不能落地，一落地脚根钻胸的痛，走路也得两个人挟着走，否则寸步难行。但是什麽痛呢？两脚不红不肿，与好人无二，所以别人说是装病，是偷懒，认为不老实，不想劳动改造。真是苦上加苦，苦不堪言，不知是什麽业力造成的。
那时候罗居士常来探监，但见不到人。老居士在广州，知我肚子饿，买了芝麻、黄豆、糯米、白糖等做成饼，送到韶关刘宽培家，请刘宽培老居士送到监狱。刘居士有女儿是法院陪审的干部，她反对刘居士来看我，刘居士说：“佛源是个好和尚，怕什麽？谁敢抓我，我就去坐牢，与佛源和尚住在一处。”这样，她的女儿也不再反对她来送东西看我。
六一年中秋后，看守把我叫去讲话，说政府对我宽大，释放回南华寺，但以后再不要搞封建剥削。看守所为我雇了一辆人力车，连人带行李送到火车站后面的刘宽培家。那时我已像活鬼，骨瘦如柴，路都走不稳。刘宽培见我释放了，很欢喜，拿出月饼给我吃。次日回到南华寺，一进禅关，见到宝林山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又回南华寺，是六祖大师保佑我不死而归，真是第二次生命啊！
回到南华寺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仍需受群众的监督改造，不管身体怎麽样，轻劳动还是要干的。过年前，全寺搞清洁卫生，那时我已得了水肿病，两腿肿如水桶，行路无力。搞卫生时，用人字梯架在韦驮殿，我先上去，梯子两边一摆，便像木头一样直落下去。由于身体水肿，我那时又重又笨，两脚直立落地，右脚踝骨内骨折开，痛如刀割，在地上打滚。因未破皮，未流血，外表看不出来，真是雪上加霜，祸不单行。常住就用牛车把我拉到马坝卫生院看骨伤科，谁知医生粗心，只用酒擦了擦，抓住脚摇了几下，便在脚上敷了点药了事。结果几天后仍然痛得难受，半个多月仍不见好，便到韶关大鉴寺住下。
上后街找一位跌打医生医。那时何慕珠小姐在那里学骨伤科，她的舅父莫国雄，是韶关旧社会时的政界要人，所以何小姐也是得不到社会温暖的人。那位黄医生见我骨折已二十多天，裂开的骨头已长上新肉，要开刀，不然始终医不好，医好了在阴雨天也要发痛的。乳源县的江桥居士知道了，把我偷偷接到乳源来医。江桥是泥水工，云门修祖殿时皈依我的，我在芙蓉山劳改时，他也遭迫害在劳改，所以他心里很不平。以后他在家找草药医跌打，但他家来往的人多，怕人认识我，就让我寄住在袁居士家。袁居士是地主成分，虽是老中医，却无人找他看病，所以他家很清静，我住在楼上，根本无人知道。大约住了半个月，我每天诵《地藏经》和《地藏忏》，很快就读熟了。从此我每天背诵一遍，直到现在从未断过。但脚没有医好，不过勉强可以走得了，于是就回南华寺，照样参加劳动。一年到头，风雨不休地上山下水劳动。
当时我和庆云师放牛，他比我大二十岁，出家早，家里穷，是新化人。新化是湖南的穷山区，以包谷红薯为主食，农村多土匪。他小时候家贫无生活，曾给土匪背包袱，运动中他“交心”时主动交待了，结果认为他当过土匪，就被戴上右派帽子，放在南华寺改造放牛，有时就在房内诵《涅槃经》，很是守规矩，袋子里常放些糖果饼干与人接缘。但他也有一个错误的感觉，说是出家很孤苦，好像无亲无故，无人照顾，尤其是没有女性为情侣，所以只有孤凄而没有温暖。有次我问他：“你老人家出家几十年，有何境界？”他说：“越老越觉孤凄，功夫不得深入。”后来他要求回新化老家，不知他结局如何？真是可怜，出家这几十年逃不出阎王的手。
每天放牛时，我身上总是带把刀，披荆斩棘，有时还带把锄头把草地弄好，牛难上的地方用锄头开开路，牛好上下，人也好走。宝林山顶牛场一带都有我和牛的足迹。收牛时不是带一捆柴，便是带一捆草回来给牛吃。把南华寺的牛养得特别肥，母牛每年都产小牛，所以南华寺每年都有牛出卖。牛仔长得好，个子大，个个喜欢。
农忙时，我是要参加田里犁耕，割禾插秧都少不了，晚上也要去果园值班守果子。那时南华寺有几亩蜜桔，几亩南华李。南华李上半年熟，蜜桔下半年熟。三十多亩水田，两亩甘蔗，几亩花生，生产搞得比农民的还好。所以，每年立秋后农活非常紧张。花生收了还要种晚稻，花生苗斩断，沤在田里做肥料。花生头挖了用牛车拉回南华寺，排在各个厅室，晚上大家都去捡，捡了过秤评工分，按工分计工资。
我于六一年由韩家山释放回南华寺，当年冬天摔坏了脚，六二年下半年便开始吐血，得了肺痨病。原因是长年忧愁，营养不良，劳动过度，造成肺穿孔出血，必须全休，并住院治疗。那时医生只看人，不看病，对我这个右派分子的病，只说不要紧，给点止血药便了事。那时给我看病的是马坝人民医院的胡医生，因为他是医院的医生，又有一点职务，不知何故也成了右派。给我看了病不敢说什麽，只是后来对南华寺的僧人说我的病很严重，需要住院云云。但我这个被专政的对象，哪有资格住院呢？依然是照样监督劳动。抽空时便到马坝或韶关肺结核防治站去医疗。
那时外出看病也得当天回来，到韶关几十里，步行是不行的，只好骑自行车去。但自行车很陈旧，有一次到韶关结核站看病，刚下自行车，车一歪，我就向右跌倒在医院门口，右手腕被跌断，手腕肿得很大，只好到厕所用自己的小便边拉边擦，但这有什麽用呢？看完病后，便到另一骨科医院去医手。医生看了便说：“你的手肿得很厉害”，随即用酒作按摩，敷药包扎。回到南华寺后，我大受批评，因为药费要报销，每月的药费，全寺僧人就我报得多。所以有人说我天天看病，怕死，吐血是常事，有什麽了不起。但又有谁能帮我说话呢？只有逆来顺受了。俗话说“敢怒不敢言”，那时我敢怒，能怒吗？只能作检查，认错，每天照常劳动。
罗老居士听说我吐血，偷偷地买些进口针药给我，不敢让人知道，只好自己注射，把自己的肉都打死了，有时针扎不进去。“雷米丰”是肺结核的特效口服药，但服用多了会耳聋，同时要服用B6等维生素，在当时难买到，所以引起牙痛，最后变成三叉神经中毒发痛，而当时我并不知道。痛了几年后，一次我随我满弟到上海，他的外母家有一位专给外国人医病的医生诊病时，才知道是中毒性三叉神经痛，但为时已晚，难以治愈。这个苦痛，使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难过，虽经针炙、理疗、激光、酒精封闭等，都不能解决问题，主要是不能休息。一年到头，不管天晴下雨都要劳动，而且是重劳动，所以不论打针吃药，效果都不行。有时牙痛得很厉害，医生要我把整个牙拔掉，我知道是三叉神经的问题，拔牙并不能解决，所以又到专业牙科去查诊。牙医说不拔，牙是好的，但痛厉害了，就不能出气，不能走路，用激光照也没用。八0年在北京宣武医院作割除手术，两年后又发痛。后来在广州工人医院作射频疗法，一次性切断电死，一时虽不再痛，但脑部相关部位已被电死，眼神经也被割坏，整天发胀，如有物在钻一样难过。电过的右边不能吃饭，只能由左边吃。
过了两年，左边又渐发病，只好到香港去医疗。香港医生用德国药，叫痛必灵，内有麻醉药，吃了想睡觉。时间一长，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，两手发抖，头昏脚软，小便频频，好像整个神经系统都被破坏了。可是三叉神经痛又渐渐发作，有时痛得口流清水，眼泪鼻涕也出来了，打止痛药也无效。直到九三年为香港宝莲寺大佛开光时，正好在香港医疗。这次是菩萨加持，得到了愿炯法师大力帮助，住了伊丽莎白医院里最好的房间，医生是最有名的教授，建议开刀切除。当时许多医生都不敢切除，认为有危险，切除之后会口眼歪斜，眼睛失明等等。经过会诊，医生们作出了适当的方案，後来作手术，效果很好。只是影响到右边的眼神经更加胀痛，面神经全部失去了知觉，增加了麻痒，但其它很成功。医生很满意，并减收了一半的费用，目前痛苦已除，只是不能咀嚼，吃饭困难，营养失调，产生了其它不良现象，好像是未老先衰一般。
我去南华寺是五八年二月，被逮捕是四月，释放回南华是六一年八月，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，七九年才被平反昭雪，恢复正常。但那时左倾思想和路线仍很严重。平反后我要求去北京工作，他们种种刁难威胁，我仍毅然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后，他们又打电话到国务院去查我，问赵朴初知不知道。谁知赵朴初答复他们说：“是我同意去的”。他们只能眼睁睁的无可奈何了。
那时北京正准备迎接鉴真像从日本回中国巡礼，中央准备在法源寺隆重接待供养，我被安排在法源寺搞接待工作。接待圆满后，要我管理文物，兼任佛学院讲师。那时明真上人在佛学院负责，巨赞法师、正果法师住广济寺，只有明真上人住法源寺。他的生活由我代理，我每天早上四点钟用高压锅弄上饭，便去上早殿，下殿后服侍明老用早餐，很自在。奈何三叉神经作痛，经长期服中药，又引起胃痛，结果还引起胃出血，到回民医院作切除手术。先是到宣武区作三叉神经切除手术，先后两年，作了两次手术，身体受到影响，到冬天受不了北京的寒冷，便回到广东休息。
我在南华寺二十一个春秋，下地耕田，上山砍柴，倒死树、上房翻瓦片、修粪池、打灶头、开拖拉机、拉耙、耕田、看山守夜，前至乌龟洞，黄屋中兴村，后至饶屋杨屋，没有不到的地方，每个山头山坳都有我的足迹，每一块地都有我的汗水，甚至流过血。真有无上的因缘，甚深的业力。那段时间，真有说不完，写不尽的事。那时的路线是不离阶级斗争的，搞生产也要搞阶级斗争，所谓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无穷嘛。
一天，六祖真身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到韶关游行，说是坏蛋，是假的、骗人的，要斗，要烧掉。结果被人用铁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，将五脏六腑抓出来，丢在大佛殿。肋骨、脊梁骨丢满一地，说是猪骨头，狗骨头，是假的。并在六祖头上盖个铁钵，面上写：“坏蛋”二字，放在大佛殿。原不准我们看，但我仍偷偷跑去看了，心里难过得流泪，偷偷地把六祖灵骨收拾起来，但没有地方可藏。一者怕人知道，二者怕自己不知哪天被打死，六祖的灵骨不能这麽样被丢掉啊！于是用一瓦盒上下盖好，埋于九龙井后山的一棵大树下，作好标记。并送信给香港圣一法师，要他来时用照相机把这个地方拍下来，以待太平时取出。丹田祖师的灵骨也同遭残害，我也分别收殓。
八0年我到北京后，便将这件事告知了明真和巨赞法师，又向赵朴初作了禀报，赵朴初他们听了很震惊，认为是一件重大的事。朴老马上写信给习仲勋(当时广东省长)，要他派人到南华寺处理这件事。习省长当时派人去南华寺作工作，他们不同意恢复。最后习省长的人说：“同意也要恢复，不同意也要恢复”，赵朴初要我回南华寺协助处理，这样，我才由北京返回南华寺。
六祖灵骨取出时，因入土已十多年，南方潮湿，肋骨已有霉变，但仍有条块形。脊骨受潮更重，更不如入土时的形象，丹田祖师的灵骨就更不如从前了。我将二位祖师的灵骨捧回自己屋中，用木炭火烘干抹浄，用一整块檀香木将脊骨、肋骨一节节驳接在檀香木上，粘好之后，再如法放入真身内。外用绸布和漆封闭，并在檀香木上刻记，载明因果。六祖的脏腑已朽，只好烘干成末，与檀香末混合塑形，放置于六祖胸内。当时我号啕大哭，发誓要生生世世护持六祖真身。当年情况难以想象，如果我知道我不会死的话，决不会把六祖、丹田的灵骨埋到后山，受此损坏。此事我亦未尽到保护之责，心里难受之极，只有今后更加细心爱护常住，舍身忘命也要保护好六祖。
许多人说六祖真身是假的，如不是我亲眼所见，亲历其事，心中也难免疑心。这次事件中，我亲眼见到六祖灵骨千二百多年後，仍是金黄色，坚硬如金，份量也沉重如金。而丹田祖师的灵骨相对呈黑色，份量轻得多，端的有金铜之别，确实不可思议。如果不经文革浩劫，六祖真身决不会受此损坏的，我作为六祖的儿孙，不知为此哭了多少次，多少年。但那个年月，周围每天都有人盯着我，谁敢露面哭泣。有的人只为自己出风头，管他六祖不六祖。憨山祖师也被一个狮子虫砍了一刀，好在背胸只打了酒杯大的洞，没有如六祖、丹田那样把脏腑都掏出来。我不知过去生中在南华寺造了什麽恶业，今生在南华寺受这麽多年的磨难，吃尽了苦头。直到九二年四月，几经周折，又来到南华寺做方丈，直到现在仍是感到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不敢轻心放逸，且长在烦恼丛中过日子，好像走不到尽头。
一九九二年记
(来浩于辛卯年普贤圣诞日整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