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议明初之“禁番香”

明初，战火方息民生凋敝，不得不倡俭，香成为奢侈亡国的典型而被排斥；又因对海外交通、贸易之断绝，香料遂成禁物，得之不易；华夷对峙，亦使香作为外夷异端的代表，备受限制；君主好弄权而嗜杀，仕宦才俊九死一生，精英阶层元气大伤，以致文化倒退，香之神髓渐少人知；思想上的专制，使人之个性本真遭到严重遏困，香之灵亦昧矣。

杰克特纳曾说：为了香料的缘故东方和西方在古代就建立了联系，因为香料在东西方交往的最初时期就出现在了西方，可以有理由推断香料是东西方走到一起的“动因”。然而香料的“外来物”的感觉如此根深蒂固，使得人们把本地香料也与东方所产混淆。这也提醒人们，在香料路线上所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。

对待外来物的态度，其实正是天下兴衰之映朕。如鲁迅曾说的：“汉唐虽然也有边患，但魄力究竟雄大，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，或者竟毫未想到，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，就如将彼俘来一样，自由驱使，绝不介怀。一到衰弊陵夷之际，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，每遇外国东西，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，推拒，惶恐，退缩，逃避，抖成一团，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，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。”

自汉时海外香料流入中原，历代国人取其所需而用，纵有视其奢靡者，却少有怵其险诈者！直至明代，朱元璋颁布“禁藩香”之令。

《明太祖实录》载：“甲寅（洪武二十七年）禁民间用番香番货。先是，上以海外诸夷多诈，绝其往来，唯琉球、真腊、暹罗许入贡。而缘海之人，往往私下诸番，贸易香货，因诱蛮夷为盗。命礼部严禁绝之，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，必置之重法。凡番香、番货皆不许贩鬻。其见有者，限以三月销尽。民间祷祀，止用松、、枫、桃诸香，违者罪之。其两广所产香木，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，盖虑其杂市番香，故并及之。”

可见，明之禁香，所禁者乃是外来之香，其根本原因，并非在于认为宋因滥用海外香料过于奢侈而亡国，“覆车之辙不可蹈也”，而在于“海外诸夷多诈”！这正是朱元璋“禁海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明之江山，半是得自蒙古王廷，半是得自南方陈友谅、张士诚、方国珍等汉人势力。建国后，明之主要军力集中于北方边境，与蒙古相峙；又恐陈、张、方余部水师蛰于海外，与诸外番勾结，限于无多余军事力量震摄，索性断绝与海外各国的交往，番香自然受此连累这与明政府对茶的贩鬻之禁正可彼此呼应：明对西部诸番与外番又不同，采取的是拉拢、辖制态度，因“番人嗜乳酪，不得茶，则困以病”，所以“用茶易马，固番人心，且以强中国”，“马入中国”，则可用于北方边境，“以制戎狄”。

此外，从“并书名, 不书番香, 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”, “两广所产香木……盖虑其杂市番香”等言辞，可知彼时番香与中土诸香相杂。与杰克特纳所说的西方人“把本地香料也与东方所产混淆”相反，番香在中国已然非常本土化，其“外来物”的身份甚至会被忽略。在番香融入国人生活的过程中，异国文化也与之相伴，融入国人的思想这在最以束缚国民思想、强化专制统治为重的朱元璋而言，自然是无法容忍的。

王铭铭的《说香史》一文见解精妙：明朝与此前几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之处, 在于它对区分“夷夏”间的文化差异界线有着极其焦虑的关注。明朝的政权创建者朱元璋认为, 宋元时期, 因相继“遭辽金之窘”和“夷狄”统治, 自宋开始“神器弄于夷狄之手……衣冠礼乐日就陵夷”, 出现“以胡乱华”、“以夷变夏”的局面。为了降低“夷狄”的影响, 明初的统治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来号召百姓“克己复礼”, 而自身也在致力于恢复上古时期的“礼仪”和“教化”。在这个过程中, 正统的天、地、人神都被官方推行。然而, 对于流行于民间的祭祀方式, 朝廷则极其排斥, 特别是对于用番香来祭祀华夏的天、地、人神, 对于与“番俗”有关的仪式, 更是如此。

史书所载“禁番香”当年及其后几年朱元璋之所为可证明王铭铭的见解：

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，以四方底平，收藏甲兵，示不复用。秋八月，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。二十八年夏六月壬申，诏诸土司皆立儒学。九月庚戌，颁《皇明祖训条章》于中外，“后世有言更祖制者，以奸臣论”。三十年，编《孝慈录》、《洪武礼制》、《礼仪定式》、《诸司职掌》、《稽古定制》、《国朝制作》、《大礼要义》、《皇明礼制》、《大明礼制》、《洪武礼法》、《礼制集要》、《礼制节文》、《太常集礼》、《礼书》。《明史礼志》对此总结道：“若夫厘正祀典，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，皆为革除。而诸神封号，悉从本称，一洗矫陋习，其度越汉唐远矣。”